我国古代的散文，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。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，两汉的史传文和政论文，都取得了高度成就。虽然它们的内容、形式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，但作为古代早期的散文，概括起来，又有以下两方面的共同特点：
一是置内容于首要地位，无论记事、写人、议论，都是有所为而发的，形式为表达内容服务；
二是书面语言比较接近口语，朴实自然，不尚藻饰，写在文章中，便是明白通晓的散行文字，所谓“辞达而已矣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，是其基本要求。所以韩愈说：“唯古于辞必己出”，“文从字顺各识职”(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)。他还以《孟子》的成书为例，指出：“夫所谓著书者，义止于辞耳。宣之于口，书之于简，何择焉。孟轲之书，非轲自著，轲既没，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。”当时著书撰文，无非是记录口头所要说的话而已。古代早期的散文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但是，在文学发展史上，各种文体之间，往往会彼此影响。汉代兴起的辞赋，由骚体诗的散文化演变而来，同时，它又促使散文向着辞赋化的方向发展。辞赋实际上是一种带韵的散文，它的句式整齐，多用对偶排比，语言铺张藻丽，夸奇炫博，这些都给传统散文以很大的影响。汉代的散文家如贾谊、枚乘、司马相如；扬雄、班固、张衡等，同时又是辞赋家，因而他们的散文作品也就往往带有辞赋习气，比较注意语言形式的整饬对偶。特别是东汉以后，这种趋势不断有所加强，语言的形式技巧越来越被放到重要的地位，早期的散体文终于逐渐为所谓骈体文所取代了。
骈体文发源于汉魏，盛行于南北朝。当时称作“今体”或“俪辞”，自唐代柳宗元以后，才开始叫做骈文、骈体文或骈偶文、骈俪文，其中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者也称四六文。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堆砌词藻、典故，注意音韵、对偶，句式多以四字、六字成双作对，犹如二马并驾，“骈文”即由此得名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中说：“若夫句笔无常，而字有条(一作常)数，四字密而不促，六字格而非缓。或变之以三五，盖应机之权节也，”这正是骈文句式上的特点。
应当承认，骈文的出现，充分运用了方块汉字的艺术功能，丰富了古代散文的表现技巧，并非全无积极意义可言。骈文中的一些优秀篇章，也有着比较充实的内容，不应一概否定。但是，就骈文的主导方面来说，却大都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盖其空虚贫乏的内容，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，语言严重脱离口语，有的甚至变成了文字游戏，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。自南北朝至唐代，这种形式主义文风流行了好几百年，以致中断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，造成了散文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。
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。唐代古文运动虽然至韩愈、柳宗元始获成功，但在韩、柳之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。骈文作为文章体裁的一种，本来无可非议。可是它扩及一切文字领域，便造成很大不便和一些弊端，因为它并不是能够适应一切文字场合的。因此陆续有一些人起来反对。
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，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。早在西魏文帝时，大臣苏绰就曾模仿《尚书》的诰命体制写过一篇替皇帝祭庙用的《大诰》，图以商、周的古奥文体取代骈体，但并未奏效。隋文帝时，曾下诏规定“公私文翰，并宜实录”，“弃绝华绮”，还将“文表华艳”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“付所司治罪”。当时的李谔上书隋文帝，对齐、梁以来“遗理存异，寻虚逐微，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；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，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”的浮靡文风作了严厉的批判。但他们还未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，因而也未能止住骈文发展的势头。到了唐代，骈文依然盛行不衰。唐初魏征曾称梁以后的骈文“意浅而繁”，“文匿而采，词尚轻险”，是“亡国之音”(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)。
“四杰”中的王勃、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，杨炯在《王勃集序》中曾指出当时的文坛“争构纤微，竞为雕刻”，“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”，并称王勃“思革其弊，用光志业”。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“复古”革新的主张，他的著名的《与东方左史虬修作篇序》在理论上对古文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。他的论事书疏文章“疏朴近古”，盛唐萧颖士自称“凡所拟议，必希古文”。在创作实践上，陈子昂也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。所以韩愈高度评价他说：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。”(《荐士》)随着越来越高地反对浮靡文风的呼声，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。
然而积重难返。尽管浮靡文风一次次地受到冲击，尽管当时用散体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，出现了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独孤及、梁肃、柳冕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，但直到中唐时期，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，顽固地占据着地盘。柳宗元曾描绘当时骈文四六为人所赞赏的情形道：“眩耀为文，琐碎排偶。抽黄对白，啽哢奔走。骈四俪六，锦心绣口。宫沉羽振，笙簧触手。观者舞悦，夸谈雷吼。”(《乞巧文》) 由反对浮华轻艳的文风到明确唾弃骈体。虽势单力薄，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，不能动俗，却为韩、柳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。直到韩愈、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，才给了它致命的打击。
韩愈、柳宗元反对骈文，提倡古文，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。韩愈在《与冯宿论文书》中自述他写作古文为人所不容的情况道：“仆为文久，每自测意中以为好，则人必以为恶矣。小称意，人亦小怪之；大称意，则人必大怪之也。”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也记述了韩愈与“流俗”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遭遇：“韩愈奋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；……世果群怪聚骂，指目牵引，而增与为言辞。愈以是得狂名，居长安，炊不暇熟，又挈挈而东。如是者，数矣。”但经过这样激烈的交锋，形势终于出现了变化。韩愈的弟子李汉在《昌黎先生集序》中极其简要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及结果：“时人始而惊，中而笑且排，先生益坚，终而翕然随以定。”在韩、柳及其门人、追随者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，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，终于在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。
为了同长期盛行的骈文相对抗，韩、柳搬出了骈文兴起以前的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作为武器。韩愈在《答李翊书》中主张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，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”，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主张取道应本之五经，为文应参以孟、荀、庄、老诸子和《榖梁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等著作，实际上就是要求继承古代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，借“复古”以行革新。称散文为“古文”，称这场革新为“古文运动”，正是打这里来的。
古文运动，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，它的目标，包括“道”和“文”两个方面。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。第一点是文以载道。他提倡古文紧紧围绕复兴儒道，提出儒家的道统说，以继道统自居。他的提倡儒道既有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压迫制度的一面，也有针对现实，解决现实矛盾的一面，如以大一统反对藩镇割据，以儒道排斥佛、道二教，解决二教的扩张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等。因此他的古文理论首先是解决文与道的关系，文章与政治、世教的关系。道是目的，文是手段。第二点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，这为他的古文理论增添了活力，开拓了古文反映现实的领域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性。第三点提出作家的修养和文气说。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的根底，认为有养才能有“气”，有“气”才能恰当的运用语言。这是他的古文创作论，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。第四点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。他举的旗帜是复先秦两汉散文之古，实质上是继承先秦两汉传统，吸收当代文法语言，创造出一种较通俗的富有表现力的中古散文。他的这种散文主张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韩愈说：“愈之为古文，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今者耶！思古人而不得见，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，通其辞者，本志乎古道者也。”(《题欧阳生哀辞后》)
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。他主张“文者以明道”这与韩愈的文以载道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差别，不过二人所言的“道”的具体内容并不全同。柳宗元由于思想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，政治上属于革新派，他所称的“道”也含有更为进步的内容。在历史发展观上，柳宗元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历史客观发展中自然形成的“势”，而不决定于“圣之意”。即发展的根源在客观现实中，而不是在圣杰的头脑里。在社会的治乱观上，他认为社会安危在人而不在天，“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”，帝王的保持帝位，并非有什么天意，而在于人心的向背。所以他的“道”更强调济世拯溺，也就是解除人民疾苦，使社会安宁的意义。所以他说“道之及，及乎物而己矣”。要便道及物，即作用于社会与人民。他还明确提出“以生人为己任”。“生人”即“ 生民”指百姓。其次，与“文者以明道”相关，柳宗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，主张文章必须“有益于世”，反对那种只“务采色、夸声音以为能”的无益之文。第三，在以内容为基础的前提下，重视艺术性。认为“言之不文则泥”，就是不能流行。又说言辞鄙野足以备于用，然而“阙其文采”，不足以耸动时人视听，使后学景仰，而达到“立言不朽"，也是君子所不取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都认识到“道”是通过“文”表达出来的，“文”是用来表达“道”的，这就涉及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。对散文写作来说，也就是要求思想内容充实，言之有物，语言文辞自然并富有表现力，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；不仅要从思想内容上扭转长期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，而且要从语言形式上扭转越来越脱离口语的骈偶倾向。韩、柳等人都写了许多内容比较实在、语言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作品，实践了他们的理论主张。
韩愈、柳宗元在贞元、元和年间倡导古文，逐渐形成一支有相当势力的队伍，又有系统的明确的古文理论和成功的古文创作实践，遂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局面，使古文复兴于文坛。
韩愈的散文创作。他的文章众体兼备，每种体裁中都有佳篇。大致可以分为五类：第一类是论说文。他的论说文大都有现实的针对性，勇于提出一些大胆的见解，理直气壮。一般说来，文章格局严整，层次分明，具有逻辑说理的力量。突出的如《原道》、《师说》等。这一类中还包括—种小品式的论说文，短小精悍，意趣横生，严肃的道理而出以巧言妙构。如《获麟解》、《杂说》等。它们本质上属于论说，就其文章表现形式说，也可以另立一类，即小品杂文。第二类是叙事文。这类文章继承了《史记》等记事的优良传统，善于选材，工于描写，能刻画出人物形象，还往往融议论、叙事、抒情于一炉，增强思想性和感人力量。突出的如《张中丞传后叙》。第三类是抒情文。这类文章往往善以琐事叙情，文笔朴实而楚楚动人。突出的如《祭十二郎文》。第四类是应用文，即书信赠序一类作品。这类作品往往写得很活，不拘一格，就人就事生发，表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态度。如《送董邵南游河北序》、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、《应科目时与人书》等。第五类出以谐谑的杂文。这类文章是继承东方朔《答客难》等恢谐幽默的文章体格，而自出机杼，以有趣的文笔发泄心中的牢骚怨怒。如《进学解》、《送穷文》、《毛颓传》等。
柳宗元的散文创作。第一类是论说文。他的论说文的主要特点是思理细密、论证有力而笔锋犀利。《封建论》可为代表。第二类是传记文。他的传记文明显的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重在传述人物的事迹，如《段太尉逸事状》写段秀实制暴护民的卓异行为，《童区寄传》写少童的智勇故事。另一种是借为人物立传而发挥政理。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与乡野的下层人民，但着眼点是这些人物的品格、技能与政理相通的部分，择其足以发挥治道之处落笔。如《梓人传》通过给指挥营造的梓人立传，发挥做宰相的原则，《种树郭橐驼传》通过为种树者立传发挥洽民的道理。第三类是寓言小品。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寓言甚多，但大都是文章中的个别组成部分。梯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加以发展，单独成篇，使之成为一种独立文体。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针对社会中某种现象构想成文，寓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，形象鲜明生动而富于战斗锋芒。突出的如《三戒》、《罴说》、《蝜蝂传》等。第四类是山水游记。代表作是“永州八记”。其特点之一，是能描绘出永州山水的奇景胜境，八篇游记所写之景各有其特异之处，不相雷同。特点之二，是在景观描写中渗透进诗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，茅坤所谓“吐胸中之气”，这使他的山水游记流注入的感情，分外增加了动人的力量。
总之，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，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，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，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，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。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，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，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。实际上，韩柳之后，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，大致有两种趋向：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，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，一是皇甫湜、孙樵等的“趋怪走奇”，使文章晦涩难晓，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。至晚唐，出现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等人的小品文，短小精悍，笔锋犀利，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。五代至宋初，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，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、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，“务以言语声偶擿裂，号为时文，以相夸尚”(欧阳修《苏氏文集序》)。
这一次，挽转文坛、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等人的身上。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，就文的方面来说，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，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。所以在文学史上，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。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，如欧阳修在《记旧本韩文后》就认为，“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”。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。宋代的散文作品，更多地朝着“文从字顺”的方向发展，比韩、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，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，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。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、柳宗元与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《八先生文集》，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《宋八大家文钞》，从此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。明代的唐宋派，清代的桐城派、阳湖派，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。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，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，唐代古文运动，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。
